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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疫情之后,企业的重
时间:2020-07-19 15:10点击量:


作为第一个遭受新冠疫情摧残的国家,截至7月6日,中国已经确诊了83565例病患,4634人因此而丧生。尽管仍有包括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新病例浮现,严格的抗疫举措还是基本上扼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大体上来看,中国目前放松了疫情管控措施,重启了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居民开始用手机扫描官方的健康追踪码,餐馆重新营业,商店也开门纳客,生活恢复了一点正常的气息。

在这个关键且重要的时刻,不断涌现出的外交政策的论点和观点,犀利地剖析着当前中美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斯坦福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也希望藉此盘点在重振企业和重启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和整体经济的应对情况。为此,我们在5月13日-26日发起了一项调研,对135名中国企业高管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更好地理解中国公司重启经营中所面临的的不同情况,以及中国企业领袖们对前景的预期。基于这项目前最大规模的中国高管问卷调查,我们得以对以下几类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探索:哪些企业表现好一些,哪些差一些?政府在助力经济和重振企业经营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中国企业高管对中美关系恶化,中美脱钩的可能性,以及未来的技术获取路径的观点是什么?

中国的经济形势喜忧参半。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反映了中国经济自40年前改革开放以来空前的收缩 ---- 第一季度GDP增长为负6.8%。然而中国官方发布的失业率数据却显示变化很小,从1月份疫情之初的增长5.3%,到6月初时增长6%。但是,这项劳动力数据仅限于对城市劳工的调查,它并没有包含约1.7亿名农民工的情况,也没有统计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就业不足人口”和“临时工”。最近,一些积极的反弹迹象开始出现:5月份的经理人采购指数(PMI)扩大至50.7,4月份的出口也惊人地增长了3.5%。换言之,总体的经济形势仍不明朗。

关于企业和经济的碎片信息令人眼花缭乱,斯坦福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决定对135名中国企业高管进行调研,以期更好地掌握中国企业重振经营的情况。接受调研的公司的全球收入总计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包括规模不等的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百分之四十五的参与企业是中国民营企业;12%为中国上市公司;42%为合资公司,即美国跨国公司或其它国家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的跨国公司。近一半(47%)的受访者是企业的最高层级的高管(即董事长,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等),他们为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做关键性决策。调研样本并不具备代表性,它倾向于高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共占被访企业的55%),不过它也涵盖了工业和汽车业(11%),金融(8%),消费和零售(13%),医疗保健(8%),以及媒体和教育(6%)。就公司规模而言,58%的受访公司为小规模和中等规模企业(雇员人数介于100-1000人的中小企业);同时大型企业(雇员人数超过1000人)也包括在内,其中包括全球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的行业巨头。多数受访企业(75%)的业务仅限于中国。

即使样本受限,我们的调研在说明疫情对不同企业的差异性影响方面,仍是迄今为止最详细的“快照”之一。调研结果还描绘出了一个由不同类型的公司在不确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的多层面的经济图景。

我们发现在接受调研的公司中,有80%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影响,包括需求低于预期和被迫裁员。即使对于完全专注于本地市场的公司也是如此。例如,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公司将需求和销售恢复到了疫情前的预期水平。然而疫情对企业并非皆是负面影响,一些企业遭受了疫情的打击,也有一些企业在疫情期间表现得更好,并对前景感到乐观。简而言之,不同的公司,根据行业和规模的不同,情况天差地别。

举例来讲,调研中发现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以及互联网公司,与其它行业的公司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大型企业(雇员大于1000人)和小型公司之间也差异显著。总的来说,科技公司和互联网企业恢复到疫情前预期水平的速度,要两倍于非科技企业。相比之下,三分之一的非科技企业需求锐减一半以上;百分之五十的中小规模企业裁员25%以上,而只有20%的大规模企业才不得不裁员至此水平。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三分之一的中小规模受访企业经历着无法支付租金、薪水或拖欠供应商货款的“困境模式”,但20%的科技/互联网公司以及大规模企业却超额完成了他们年初所设定的销售目标。相较于大企业,中小规模企业陷入无力支付薪酬和租金困境的概率要高出前者5倍。也许并不出乎意料,科技和互联网公司对前景感到乐观的概率是非科技公司的两倍(即对未来市场规模和竞争感到乐观)。

中国政府会扮演什么角色?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政府会像2008年应对次贷危机时一样,推出体量巨大的刺激计划。不排除未来有这种可能。但根据我们的调研,只有略高于一半(65%)的中国企业收到了政府的援助。意外的是,接近一半(45%)的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和非美国公司)也得到了某种形式的政府援助。

关于全球贸易关系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我们的调研进一步提出了针对企业如何面对经济分离的影响的深刻见解。 “脱钩”一词在COVID-19之前不太可能出现,现在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经常讨论的主题。自2017年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双边关系迅速恶化。事实上,COVID-19带来的影响,已经引起了针对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关于科技上的相互依存、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未来,及其对世界的宏观经济影响的焦虑和深思。

在我们调研的中国本土科技和互联网公司中,有40%的企业目前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担忧,预计未来在获取全球技术方面会出现问题。大约四分之一(26%)的公司认为他们可以从中国本土公司获得相同的技术,另外63%的公司认为他们可以从中国或其他技术先进的非美国国家获得技术。尽管三分之一(33%)的中国本土科技和网络公司受访者认为,技术获取在未来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只有少数(11%)的本土科技/网络公司认为中国本土技术或从非美国国家所获取的技术会表现较差。

调研中的大部分公司高管都认为中美两国在技术领域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脱钩。未来的五到十年,所有的受访企业中 ——包括中国本土的科技公司和非科技公司,以及总部设在美国或非美国国家的跨国公司——只有少数认为,我们将拥有一个全球开放的市场,而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公司将继续在彼此的市场上竞争。许多人甚至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会爆发技术割据“冷战”(在给出这一回答的受访者中,中国本土科技/网络公司占14%;本地非科技公司占27%;美国跨国公司占30%;非美国跨国公司占30%)。大多数人预计,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公司将继续在第三方国家展开竞争,但不会在对方的本土市场上展开竞争,这一局面不会那么极端,但仍相当悲观(给出此类观点的受访者中,中国本土科技/网络公司占45%;本地非科技公司占39%;美国跨国公司占30%;非美国跨国公司占42%)。

当调研涉及中国本土科技/互联网公司的供应链时,经济分离的问题也显得尤为突出。1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实施供应链本地化,尽可能多地转向中国供应商。另有8%的受访者计划转向区域化供应链战略,而有2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进行端对端供应链评估,打造更具弹性的供应链。

对技术获取的担忧尤其明显,绝大多数受访者(63%)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他们公司当前所需的最重要的变革。同时多数受访者认为,缺乏技术人才(58%)和组织架构(57%)是阻碍他们进行此类变革的最大障碍。

我们的调研表明了什么?首先,它突出了中国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无论政府权力有多么巨大,仍难以实现所有企业的全面复苏。在中国,这次疫情造就了真正的赢家企业和输家企业,而且大好趋势会继续青睐科技公司和大公司。

其次,调研结果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帮助企业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援助惠及到各类企业——既有中国本土企业,也有跨国公司;既包含科技公司,也包含非科技企业。不过援助金额似乎并不大,政府直接援助也没有那么频繁,这与外界传出的信息一致,政府的反应程度远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

第三,调查结果显示,在华企业已经着手为中美对抗的余波而做准备。这些企业为应对中美脱钩,已经开始进行供应链本土化。也许随着立场的僵化,以及围绕脱钩的言辞甚嚣尘上,可能会出现一个自我叠加的循环,脱钩的趋势引导中国本土和跨国企业采取具体措施,而这些措施则进一步加快脱钩进程。23%的受访者认为,在未来5到10年的时间内,一场技术割据“冷战”将围绕着美国和中国以及站队的第三方国家而展开。然而这些受访的企业高管们的后续评论也清楚地表明,脱钩是非常低效的手段,并且综合来讲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尽管我们需要更系统的信息,但如果这些商界领袖们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或许商业要旨和经济效率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为重建中美关系创造新的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广泛来讲,我们在调研中看到的有关科技公司和大型企业的优势,也与一些人在美国观察到的趋势一致。几十年来,美国(中国也是如此)的市场集中化一直在加剧,因此有足够储备来度过难关的美国大公司最有可能在预计的长期经济衰退中存活下来。而那些科技巨头,随着工作和生活的数字化对经济日益重要,都希望凭此获得最大的收益。换言之,拜疫情所赐,这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且这一趋势在未来还可能会加剧。这种由市场集中化所带来的财富和市场的力量,可能会产生重大的政治上的影响。

如果科技巨头在新冠疫情之后变得更强大、更具有主导力,有人会大胆地猜想:他们是否有办法阻止当前政治上脱钩的势头?技术生产的需求和现实以及创新能否让实力强劲的公司找到规避技术脱钩所带来的风险的办法?技术生产和创新的需求和现实,是否足以让企业找到规避脱钩力量的方法?

作者Jennifer Choo (朱明媛)为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所中国项目副主任;Jean Oi (戴慕珍)为斯坦福大学威廉哈斯中国政治学讲座教授,斯坦福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李兆基主任; Christopher Thomas (唐睿思)为清华大学客座教授,Velodyne LIDAR董事, 前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Xander Wu (吴雪)为Wuhan2020开源社区副理事长,斯坦福校友。